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经济新常态与旧状态的区别、环境保护、"三个全面"、“圈子文化”、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胡鞍钢："三个全面"将使中国经济新常态再上大台阶】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撰文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有新的发展特征、新的发展动力、新的发展趋势，需要新的发展思路、新的发展政策，顺其自然，应势利导。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经济、贸易、科技创新和减贫四个方面正在对世界产生正外部性与贡献。目前，中国应从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全面做出世界贡献三个方面来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全面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外部动力，而全面深化改革则是内在动力，进而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驱动力；全面参与全球治理，既是建立更加民主、公平和均衡的国际经济政治治理结构及机制的重要途径，更是中国发挥全球领导者作用的必然选择。全面贡献人类发展，既是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具体体现；既是符合世界各国共同的长远的根本利益，也是符合中国自己的长远的根本利益。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际，“三个全面”将使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大台阶。

　　摘编自光明网

　　【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旧状态的六大区别】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导张占斌撰文指出，如果用简要的话来解释，旧状态就是 “经济结构的低水平野蛮生长”，满足于“跑马圈地”和“占山为王”。新常态则是 “经济结构的全方位优化升级”，致力于实现创新驱动。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否实现创新驱动。如果再展开一些，则具体区别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从增长速度来看，旧状态是高速增长，而新常态是中高速增长；第二，从发展方式来看，旧状态是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而新常态是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第三，从产业结构来看，旧状态是中低端水平，而新常态是追求中高端水平；第四，从增长动力来看，旧状态主要是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推动经济增长，而新常态是强调创新驱动推动经济增长；第五，从资源配置来看，旧状态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市场起基础性作用，而新常态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第六，从经济福祉来看，旧状态基本上是非均衡型发展，而新常态是向包容共享型转换。

　　摘编自《辽宁日报》

　　【常纪文：环境保护需要大战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撰文指出，环境保护既要定好当前环境保护问题的位，还要定好当前和今后环境保护工作的向，即要有大格局、大战略。

　　环境保护需要建立长期战略：其一，应将环境保护纳入国家的发展指标体系之中，tpwallet官方正版入口特别是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之中。其二， tp钱包官方网站大力发展环保及相关绿色产业，即通过发展环保及相关绿色产业，使民间资本看到环保及绿色产业的商机，自发参与到环保事业中，从而实现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

　　与此同时，也需要制定近期策略：一、应当继续加大严格执法力度，遏制当前环境污染严重恶化的趋势，逼迫企业通过采购相关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来守法，从而创造环保产业需求，拉动就业，促进绿色经济和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二、应当继续培育公民的环境法治意识，树立环境法律权威，提升环保部门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为环境保护打好坚实的群众基础。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https://www.noviscale.com 　　【李君如：“圈子文化”是无法无天文化】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撰文指出，“圈子文化”，是这次反腐败斗争中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必须明确地指出，“圈子文化”不是共产党人的文化，必须痛加鞭鞑，坚决抵制。党内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帮派性、贪婪性的特点，是一种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腐朽文化。我们同这种“圈子文化”的斗争是长期的，要找到长治久安的办法:要抓价值观建设，“圈子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极端利己的维护帮派私利的价值观；要抓阳光制度建设，“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各项制度；要抓法治建设，“圈子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法无天文化。用法治管圈子，才是正道。

　　摘编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赵晋平：新常态下中国将长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赵晋平认为，从中长期来看，较低的增速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常态。预计未来10—20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金融危机之前20年的平均值，大致保持在年均2.7%左右的水平。未来一个时期，虽然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自然回落，经济将呈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但从基本面看，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持续较快发展的因素仍然较多。

　　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重将不断提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也将持续增强。按照今后1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6%左右计算，假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到2020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达到15%，到2030年将达到20%左右。如果考虑到汇率升值和相对物价上涨，这一比重可能更高。相应地，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将进一步提高，大致保持在30%左右。另外，假定中国未来人口年均增长率为5.12‰，按照6%年均经济增速测算，中国的人均GDP到2020年可超过1万美元，2033年超过2万美元（均按2013年现价美元计算），并在2025年前后超过全球人均GDP平均值。中国经济发展将跨上新台阶。

　　摘编自《人民日报》

　　【陈天祥：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由领导与被领导向相互平等转变】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教授陈天祥认为，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由领导与被领导向相互平等转变。在过去，城市社区普遍不存在具有独立性的社会组织，政府与社会组织、居民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社区居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或其代理机构提供的公共服务。而现在，由于前述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出现，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逐渐形成了相对平等的合作关系。在一些发达地区，除了仍然存在政府与居委会之间的传统关系外，还存在由引进的社会组织设计甚至孵化社区公共服务项目，让政府从中选择，并采取向社会购买服务的形式，从而改变了过去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者之间就有可能形成相对平等的合作关系。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组织在牵引着政府服务内容的创新与发展，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彰显。

　　摘编自《国家治理》

　　【贺雪峰：“可逆的城市化”是城市化政策的底线】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张占斌指出，新型城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人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总体来讲，就是不能只是城市规模的扩大，不能只是土地城市化，而是要进一步将农民化进城市。梳理一下，关于“人的城市化”，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特别关注城郊农村的城市化，认为应当开放小产权房，从而让城郊农民“自主城市化”，第二种观点尤其关注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化，认为城市化的重点就是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可以在城市住得下来的房子。我主张一种“可逆的城市化”，或者说是主张一种可以让农民既自由进城，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自由返乡的城市化。这种主张认为，在当前中国人均GDP只有欧美日1／7的国情下面，中国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他们在城市安居的收入和就业条件。中国农民工进城往往表现为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龄大了仍然要返回农村。正是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使农民家庭可以有比较高的收入，而只有比较少的支出。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可以为越来越多进城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机会，但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城市却不可能为大多数（更不可能是全部）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体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提供条件。农民工进城失败后可以返乡，对于农民工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保障，是他们的基本人权，是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底线。让进城失败的农民回得去农村，是这种“人的城市化”主张的核心方面。

　　摘编自《北京日报》

　　（光明网记者康慧珍整理）